本期嘉宾
　　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、法学博士  陈柳裕
　　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社会行政法规处干部  朱振进
　　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立法二处处长  张定富

　　见义勇为是弘扬正气的壮举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赏。但是，如何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，将见义勇为的表彰、奖励、救助、安置、抚恤等如何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，对此，我国并无一部统一的法律加以规定。
　　目前，全国已有包括我省在内的许多省、市制定了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。但是，立法层次还是较低，各地差别也很大，所以，有必要对见义勇为行为单独立法。本期《看法》就请相关嘉宾来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话题一：
　　制定见义勇为法的迫切性
　　【主持人】见义勇为是我们应当提倡和鼓励的行为，对此全社会已有共识。但怎样的行为才是见义勇为？各地的认定却并不统一。因此有人认为，只有通过国家立法才能统一认定标准。请嘉宾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　　张定富  见义勇为，《汉语大词典》中解释为：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。最早出现于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。”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中载有：“天资刚劲，见义勇为，虽机阱在前，触发之，不顾，放逐流离，至于再三，气自若也。”
　　在我国古代，见义勇为一直是人们追求的道德标准。时至今日，见义勇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，更具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意义。
　　陈柳裕  在现代法上，见义勇为可以大致界定为：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，为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不顾个人安危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一种行为。其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学理基础，首先在于道德与法律之间存在共性和内在联系；其次则在于道德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以法律为自身的保障机制。也正是基于此，理当在抑制人性中的“恶”的同时激活人性中的“善”，以引导社会主体的行为向“不恶”甚至向“善”的状态运行。所以，各地纷纷制定并出台了保护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。
　　但是，是否有必要在国家法层面制定并出台保护见义勇为行为的专门立法，却并不是因现行地方立法的相关规定不一致并导致“同样的行为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不同的评定”就可以得出肯定性结论的。我们同时需要将现行国家法有关见义勇为行为保护的规定，以及见义勇为诸形式是否有可能、有必要一并纳入同一部法中进行调整等等因素综合考虑，作为评判依据。
　　朱振进  我国国家层面尚未就见义勇为立法，各省也对见义勇为并无统一的规定。目前，我国已有28个省级人大制定了相关地方性法规。大多数省市，如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浙江等，将见义勇为行为界定为：公民在法定职责之外，为保护国家、集体利益和他人的人身、财产安全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。而辽宁省将见义勇为限定为：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行为，不包括抢险救灾；江苏、福建省则对见义勇为人员的身份未作限定。至于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障等方面的规定，各省的规定更是不一致。
　　这样，相同行为在不同地方会产生不同的评定。如，浙江人出差到辽宁，为抢救落水儿童而死亡的，就不会被评定为见义勇为；而相同行为在浙江，当然是见义勇为。又如，浙江的警察在上下班途中突遇违法犯罪行为加以制止的，不算见义勇为，但江苏、福建警察的同样行为则是见义勇为。另外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新的情况会不断地发生，如舍己救亲、智取歹徒等等，这些行为能否评为见义勇为呢？
　　因此，为了解决各省对见义勇为不同评定的问题，迫切需要由国家立法来作出统一规定。

　　话题二：解决英雄“流血又流泪”问题得靠法律
　　【主持人】目前，我国一些地方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的状况仍然存在。除了因为见义勇为评定标准不统一外，还存在评定后的待遇不能完全落实的问题，造成有些见义勇为者伤无所医、残无所养。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？
　　朱振进  “英雄流血又流泪”的状况没有解决，除了因为评定标准不统一外，还存在评定后的待遇不能完全落实的问题。如，医疗费得不到及时支付；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，事后被打击报复；就业、入学等方面的优先待遇并未落实等。
　　这些现象的发生，虽然有其复杂性，但根源仍然是制度的缺陷。如，《浙江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》第19条规定：“受到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和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偶、子女，享有就业、入学等方面的优先待遇。”但这只是原则规定，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，也未设定相应法律责任。在实践中，见义勇为牺牲人员的配偶、子女的就业、入学，很难享受优先待遇，相关单位和学校会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，私下里则讲“我们单位又不是慈善机构”。
　　可见，我国迫切需要制定见义勇为的法律，不仅就评定标准作出统一规定，更应就相关保障措施也作出刚性的规定，以落实评定后的各种待遇。
　　张定富  人们普遍认为，见义勇为者“流血又流泪”与我国法律对其没有明确规定有关，所以立法的呼声很大。实际上，我国许多城市相继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相关的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。
　　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，在法理上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。因为见义勇为基本上是一个道德概念，法律上几乎不存在这一概念。因此，见义勇为立法在法理上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道德法律化。
　　陈柳裕  在这一问题上，有两个事实值得强调：
　　第一，见义勇为产生的法律关系可以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、劳动法律关系、行政组织法律关系、民政法律关系，以及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等等。国家法层面的各相关法律法规，已经或多或少地对见义勇为行为作出了规定，如《民法通则》第109条等。在这一立法框架之下，完善见义勇为法律制度的最佳途径，理当在综合评判相关法律条文价值和功能的基础上采用“各单行法各自进行完善”制，而不可采用“单独制定单行法”制。因此，倡议专门制定保护见义勇为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，虽不失其合理性，但在当下中国立法资源极其紧缺的背景之下，既缺少“效率性”，又缺乏现实基础。
　　第二，见义勇为无论是从行为的表现形式看，还是从受益主体看，均具有多样性特征。就前者而言，可能表现为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阻止，也可能表现为一个重大的抢险、救灾行为，还可能表现为一个简单的管理私人事务的行为；就后者而言，既可能是特定之民事主体，也可能是国家和社会。这种多样性特征，决定了不同情形之下的见义勇为行为的性质存在差异，立法自当依据不同见义勇为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关系之不同，分别进行调整。也就是说，对见义勇为行为单独进行立法调整，可能对现行法律体系造成冲击和排异，因而在学理上存在不可行性或者“代价”。　　话题三：见义勇为保护法应包括哪些主要内容
　　【主持人】如果我们要为见义勇为立法，这个法应该涵盖哪些内容，才能更好地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？
　　张定富  我认为，见义勇为立法最好定位于社会保障法领域的社会优抚法。
　　我国现今的情况是把社会优抚对象仅仅限于军烈属、伤残军人、退伍军人等，这样过于狭窄，应当把见义勇为者也包括进来。况且，目前地方立法在处理见义勇为公民伤残、牺牲问题时，几乎都是参照社会优抚办法加以解决的。如《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》第15条规定，因见义勇为牺牲的公民符合《革命烈士褒扬条例》规定条件的，批准为革命烈士，其家属享受烈属待遇；不符合革命烈士条件的以及负伤致残的公民，属于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的，其抚恤、工资、福利待遇按照因公（工）伤亡人员的规定办理；无固定收入的农民、城镇居民和学生等公民，由民政部门参照国家对因战伤亡的民兵民工抚恤的规定办理。
　　朱振进  为了使英雄不再“流血又流泪”，见义勇为法应当就实体性和程序性内容均作出系统规定。
　　实体性方面包括统一的评定标准、奖励标准，刚性的保障措施等。其中，保障措施是立法的关键和难点，要使保障措施刚性化，必须规定将救助责任落实到政府的相关配套措施。如，规定把保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，致伤、致残的与死亡的一样均由政府救助，医疗等费用不能及时到位的由政府先行支付等；鼓励全社会参与褒扬见义勇为行为，设立见义勇为救助基金；同时要有硬性的法律责任，对于不落实相关保障措施的单位和人员规定严厉的处罚条款。
　　至于程序性方面，一是要明确救济请求权主体范围，应当包括见义勇为者本人及其监护人，本人死亡的则是其继承人；二是要明确见义勇为的评定程序，包括评定机关和评定条件等。
　　此外，该法还应当与目前正在征求意见中的国务院《烈士褒扬条例》相衔接。